姚明計劃在三年內，促使CBA球員的合同變得類似NBA那樣規范、公開，這項工作規模龐大，并且會對CBA球員市場產生重大轉變、深遠作用。
CBA于7月10日向各俱樂部發送了名為《CBA公司關于執行標準版球員聘用合同（測試版）有關事宜的函》的官方文件，新浪記者賈磊在7月23日首先公開了此事。該文件的核心內容，是提供了三個合同的標準版本，具體包括：針對國內球員的聘用合同普通版本，針對國內球員的聘用合同經紀版本，以及針對外籍球員的聘用合同。
這三個合同版本都標榜為“試用版”，由于諸多方面尚待完善，單用一個夏天無法徹底完成修訂工作，CBA于6月7日在北京中奧馬哥孛羅酒店召集各隊負責人開會，征詢各方意見，許多負責人在與球員商談合同時，已依照新版本的原則執行，但他們都在等待正式版本公布。從收集完建議，到七月十二日左右收到，總共不到一個多月，CBA聘請了兩位法律人士反復推敲。
來年此刻，新的迭代版本仍會問世，不過那并非終極形態，依照姚明的規劃，核心意圖是為CBA制定薪酬上限機制。目前各俱樂部所簽合約種類繁多，期限長短不一，CBA計劃在接下來三年內分步落實以下三項關鍵舉措
第一，把所有合同簽成標準合同，所列工資都是稅前；
其次，每名運動員都必須配備中介人，所有中介人均需完成學習，于籃球管理機構進行登記，其代理的選手名單及協議條款，均須在官方網站上公開，確保公開透明。
第三，最終設立工資帽制度。
CBA計劃進一步強化管控，堅決禁止假合同現象，一旦接到舉報且核實情況屬實，相關俱樂部將失去比賽資格。8月5日，CBA組織將在大連舉行會議，屆時將公布具體的行為規范。
若早幾年實施這項規定，李根每次轉會，前俱樂部都需要支付轉會補償。
CBA的新規定包含諸多核心要素，我從中篩選出兩個最為重要的方面，分別是球員轉會所需支付的費用以及最高級別的薪金標準。
文件里，轉會費被稱作“培養費”，我認為這個叫法不太妥當。要是直接稱之為“轉會費”，會顯得更加明白易懂。這項新規定，是對當前中國籃球體制的一種折中方案，既肯定了青少年訓練體系，又緩和了各隊間的人才分配問題，姚明盡可能履行了他的職責。
中國球迷已經習慣了觀看NBA比賽，但是CBA聯賽無法達到NBA的水平，更不可能與NBA相提并論。這種情況取決于我們國家的體育管理體系，該體系融合了長期的歷史背景和當前的市場條件。
我反復強調過，中國體育存在一個核心問題，那就是體育與教育脫節，導致培養人才出現斷層，遼寧省和山東省等體育部門實力強勁，卻輸送了大量籃球人才，民間培養的人才卻流向了大學，但無法獲得高水平的訓練機會，因此，CBA聯賽中的優秀球員主要來自兩個途徑，一是體育系統遺留的人才（如遼寧、山東等），二是各俱樂部的青少年訓練體系，包括一隊、二隊和三隊
必須改變“體教分離”的現狀，自上而下推進這一進程，姚明能施展的，是依托當前的社會環境，盡可能提升人才的利用價值，有變革，就必然伴隨得失，實施“轉會費”制度，維護了俱樂部的權益，卻損害了非官方渠道球員的利益，但從CBA公司的角度審視，這是當前體系下保護俱樂部參與熱情的最佳途徑。
非官方渠道的球員，例如李根，官方渠道的球員，例如郭艾倫。非官方渠道的球員與NBA相似，合約結束后即成為不受約束的球員，官方渠道的球員仍受體育管理部門的身份約束。這兩種球員，在收入方面存在顯著差異，再加上由俱樂部培養的球員，體育管理部門與俱樂部合作培養的球員，通過選秀程序選拔的大學生球員，中國臺灣和香港地區的球員，他們的身份多種多樣。
新規定統一執行，凡在國內踢球滿十二年時間的本土球員轉會，均需繳納“培養成本”。如果這項規定提前幾年實施，李根從青島轉會上海，從上海轉去北京首鋼，再從首鋼轉會到新疆隊，每到一個新球隊都要支付“培養成本”。
因此，我認為培養補償本質上就是“轉會代價”。現行規定，其實源于歐洲足球的條例，但更加清晰明了，“轉會代價”清晰可見，就是新協議的年均薪酬。
另一個核心要素是“最高報酬”。這種最高報酬，同NBA語境下的最高報酬，存在根本性不同。
NBA的薪酬制度在整個聯盟內保持一致，無論球隊規模大小，都遵循相同規范，這一規范依據的是聯盟整體收益以及球員的職業生涯時長，例如，如果丁彥雨航以非雙向合同形式與小牛隊簽訂自由球員協議，他首年的薪水將被限定在稅前83.8464萬美元，這一具體金額能夠明確查詢到，并且由于聯盟年度收入存在差異，若是在前一年達成簽約，相應的數字會是81萬美元而一名在NBA征戰十年以上的運動員，新簽訂的協議首年最低也有239.3887萬美元的收入，至于頂薪標準，我們知道一個征戰超過十年的資深球員，在2018-19賽季所能獲得的最高報酬達到3565.4150萬美元，而所謂的“超級巨星頂薪”，其平均年薪會超過4000萬美元。
CBA的頂尖球員薪資水平由各俱樂部自行決定，而非整個聯盟統一制定，具體為俱樂部內收入最高的三名球員的薪酬，其中第三名的薪水要至少比第四名多出五百萬人民幣。例如，某支球隊前三位球員的收入分別是八百萬、六百萬和五百萬（稅前金額），那么第四位球員的薪水上限為四百五十萬。假設那個俱樂部中，按進賬排名第四的運動員平均每年能拿到四百五十萬元，那么排名靠前的第三位運動員，其年收入肯定要超過五百萬。
譬如，有家俱樂部財力有限，排在前三位的球員薪水分別是兩百萬、一百萬五和一百萬，那么第四位的球員所得必然低于五十萬。CBA各隊實力參差不齊，部分俱樂部稅后最高薪資僅八十萬，依照國內稅率，他們需繳納四成五的稅款，費用由俱樂部承擔，因此其頂薪總額為一百四十五萬。目前該組織每處理一項協議都強調稅后收入，接著需要將此數額乘以0.55再提交上去。
頂尖薪酬削弱了各隊球員的競爭力，某俱樂部簽約的三名運動員薪水居首，倘若再引進一名明星，其年薪將位列前三，原先排名第三的運動員位置隨之下滑至第四，他可以依據契約條款申請轉會。
若是變成一個普通的隊伍，其中收入最高的三位球員最少或許只有一百萬的年薪，不過由于他們處在收入最高的前三位，其他隊伍即使出價更高，也無法與他們達成簽約協議。
新規實際上對實力出眾的隊伍施加了排擠壓力，同時也為實力較弱的隊伍提供了扶持。這類條款沒有區分球員的背景差異，不論其是否屬于特定體系，因此在我看來，這屬于一種相當激進的改革舉措。
這項規定明顯存在諸多不足，因此必須耗費三年的時間進行修訂。我認為有三個方面需要著重關注：首先是不同俱樂部頂尖球員薪酬待遇的協調，其次是外籍球員薪資的管控24直播網，最后是獎勵發放過程的公開化。
俱樂部財力存在差異，導致頂尖球員的薪資水平差距顯著，收入從千萬級別到百萬元級別不等，若能建立協調機制，適當縮小實際收入差距，對球員而言是一種保障，畢竟他們依靠青春謀生，畢生依靠這十年時光。
我認為外援的進賬最需要嚴格把關，他們給俱樂部帶來了沉重的負擔，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，外援的身價不斷上漲。
據我所知，目前CBA聯賽中能夠進入前八名的隊伍，其外籍球員的薪酬總額都超過三千萬，整個隊伍的年度花費都在一億元左右，這個數字還算是比較低的估算，并非真實情況，新規定實施后，所有俱樂部都必須在稅前公開所有支出金額，部分球隊能夠投入的資金高達三億元。難以想象，邦齊-威爾斯加盟CBA及前一年，山西隊年預算僅580萬元，即便資金雄厚的新疆隊，在稱霸聯賽時總花費也才勉強達到1億元。
目前，CBA聯賽中的俱樂部普遍處于虧損狀態，近期山西汾酒更換了投資主體，這同樣是因為上市公司必須處理掉經營不善的資產，CBA每年撥付給各隊的資金分配已經提升了1800到2500萬元，但這樣的數額對于緩解財務壓力來說仍然遠遠不夠。
我反復強調過，CBA實施“四節四人次”外援規則，能讓聯賽回歸籃球陣型的根本法則，沒有哪個聯賽允許核心球員隨意上場，教練必須安排“虛假首發”；雙外援還能顯著減少球隊開支，提升外籍球員的整體水平。
CBA在三年過渡階段，對外籍球員的約束非常嚴格，具體措施包括：下個賽季無法簽訂具有保障性質的合約，以七月十日作為分界點，初期允許簽訂五場到二十場的保障合同，之后若超過三分之二時間則變為完全保障；合同有效期上限設定為一年。這些規定旨在配合明年夏季制定的新規則，同時為未來設定工資帽奠定基礎。不過實際上，CBA組織為球隊提供了支持，從前依靠外援時，俱樂部一直處于不利地位，新疆隊針對布拉奇投入了大量資源，也承受了許多委屈。
體育聯賽的主辦方，無論在哪個聯賽，資金方都顯現出截然不同的立場：在會議桌上，他們共同期盼削減整體開支；一旦各自回到工作場所，又暗地里策劃增加資金投入。倘若某個俱樂部故意壓低球員的基本工資，轉而用高額獎金進行彌補，那么所謂的“轉會費用”就形同沒有實際意義。因此，必須通過制度設計為他們提供便利，確保在公開透明、公平合理的原則下展開競爭。
姚明和他執掌的CBA正在進行一項改革，初期階段勢必會引發諸多混亂，主要源于各俱樂部球員的合約形式五花八門，內容復雜多樣。CBA制定了統一規范，要求所有合約必須遵循新標準，其中2018年屆滿的合同，無論簽訂日期是年初還是年末，都將按照新版本條款重新簽訂。而未來所有新簽訂的合同，其有效期都將以每年8月1日到次年7月31日為固定周期。
這個時段，比NBA協議的終止時間晚了一個月，與外援的合同自然相接。三年之后，幾乎所有的老協議都將臨近期滿，CBA的運動員今后只需在網絡上訪問CBA的官方網站，就能查詢到任何隊伍、任何運動員、任何中介的所有協議。
到底是在NBA打過的巨星，姚明想做到的事，的確不一般。